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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北生所建立后,第一批工作人员合影。

2013年9月28日,由香港求是基金会举办的“2013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获得100万元杰出科学家大奖,获奖理由为,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在建设北生所的过程中,为科研环境培育、科研文化形成、科研制度建立以及年轻科学家培养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授予王晓东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

一时间,王晓东风光无限。

然而,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北生所的未来在何方。

“起”于高层发力的“特事特批特办”

熟悉生命科学领域的人,都知道北生所是体制外试验田,不仅享受国家稳定资金支持,其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也为业界翘楚,国内顶尖,国际上也不输于发达国家的一流研究所。创办10年,它的辉煌是有目共睹的: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就发表论文30余篇。在多个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2011年,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宣布,经过多个国家700多位学者的竞争,27位最终获选,中国获奖人数最多,共7人,4位来自北生所。其中,邵峰实验室在病原细菌入侵和先天免疫系统防御机制方面的研究,以及王晓晨实验室在凋亡小体清除和溶酶体动态调控机制方面的工作,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北生所造就了多项中国原创的科学发现,而整个研究所科研骨干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乙肝病毒感染细胞机理上取得重大突破,将为乙型肝炎和肝癌防治带来新的曙光,有望在未来10年内解决乙肝不能根治的世界难题。

这样一个富朝气、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研究所,在十年高速前进后,如今在资金困窘、人才流失的窘境中却举步维艰,不禁让人反思根源何在。

这就不得不从它的前世谈起了。

北生所概念的诞生源于2000年左右。在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工作的彭金荣(现为浙江大学教授,2010年入选千人计划)等6名中国留学生,有感于IMCB为新加坡的生物技术和医药行业带来的原动力和活力,就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国成立自己的IMCB。信通过大使馆转交给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做了重要批示。随后,朱镕基总理访问新加坡时接见了他们,当面听取汇报。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组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由北京市科委承建,其动机是既想搭上生命科学研究的时代快车,又想在体制外搞制度创新的实验,培养一批优秀科研人才。研究所对外的正式名称为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直译应为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可见国家领导层对该项事业的重视与支持;筹建工作由北京市科委具体实施,因此中文名称被定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中英文名称的不一致,反映出新单位的归属不够明确;而“体制外试验田”的定位,又意味着它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日后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任何福利待遇。这种架构设计给北生所初期的改革探索预留了足够大的自由度,但也为它日后长远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彭金荣等6位留学生满怀热情地从新加坡返回祖国,积极投入到北生所筹建工作中。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曾庆红和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都非常重视,经常过问。面对大量繁杂的筹建工作,大家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架构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隐忧。

随着时间的推进,北京市科委与留学生们在管理理念上的分歧逐渐显现,主要集中在人员使用、实验室设计、设备引进、行政及财务等多个方面,最后以彭金荣等人的集体辞职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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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生所致力于营造宽松、自由和平等的学术氛围,培育学生理性、批判的科学思维方式。图为王晓东为北大、清华、北生所三校联合研究生培养项目(PTN项目)的学生授课及答疑。

楼建好了,人没了,造成的影响很大,上面就让科技部介入。2003年,在中组部、科技部和北京市科委等单位的牵头下,组建了一个招聘委员会,开始全球发广告,招聘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当时王晓东正在美国德州西南医学中心任教,就职耶鲁大学的邓兴旺给他打电话,商议此事,他们均感到这是一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遂报名参加招聘会。彼时,中组部部长已是贺国强,他也很关注北生所的建设,在招聘会前,特别接见了所有回国参加应聘的人员,王晓东亦在其列。招聘委员会水准很高,以多个诺贝尔奖学者为首,应聘者需要通过他们的学术和科研管理上的测评。王晓东有备而来,根据他在美国多年的实践和了解,做了一个关于北生所应该什么样、具体怎么做的PPT方案,同时提出“要干就跟邓兴旺一起联合做所长”的方案来解决一时不能全身回国的问题。这让他从饶毅、鲁白等强大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的。应聘上岗后,海外招聘研究员的广告回馈陆续来了。王晓东和邓兴旺立刻开始在美国安排面试和签约,同时为北生所搭建与知名研究机构学术交流的平台。其后几年,他俩轮流回国进行管理。

2003年4月,他俩竞聘上联合所长后,承诺给他们的报酬是每人年薪100万元。但他俩觉得没有全职回来做,就都分文没取,第一个五年任期,他们所做均为义务奉献。

北生所最初的设计是一个7亿的盘子,科技部出资2亿的科研经费、发改委出资1亿设备费、北京市出资4亿基建和行政支持,三个单位共建。在这三个主管机构的推动下,工作持续展开。然而,问题总是源源不断。6位新加坡留学生遇到的理念问题,王晓东他们也很快遇见。北京市出钱多,就想把北生所纳入北京市科委下属企业北京生物医药中心代管;科技部作为出资方和主管方之一,则要求把资金放到北生所的账上。“北京市这样要求有他们的道理”,王晓东说,“因为北生所不是事业单位,也没有编制,得按照企业模式运作,北京市科委是法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不让其主管在法、理上都说不过去。而科技部的要求也合情合理,按规矩科研经费就应该直接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手中。”其实说白了,北京市科委和科技部投入这么多钱办北生所,探索性的运行模式又无成例可循,作为管理者,双方都必须得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负责。

这些矛盾是王晓东和邓兴旺不能处理的,他们又都是美籍,按照法律规定,也不能当法人独立运作北生所;况且他们算不算国际一流科学家、能否把北生所办到一流水准,在政府层面来说还是个问号。2004年1月到了,第一批招聘的研究员已经开始回国了。“那时候的难,是真的难,几乎都觉得办不下去了”。王晓东回忆说。正一筹莫展的时候,2004年4月,41岁的王晓东凭借他在细胞凋亡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数十万留美学子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王晓东是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资格得以证明。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刘淇和市长王岐山,都接见了他,北生所的问题因此得以解决。解决方案是,北生所最终被确认为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七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组建的理事会主管,采取理事会下所长负责制,王晓东当法人,北生所的行政、财务自主。科技部的经费以863项目方式到位,北京的钱在基建完成后每年以3000万元的行政经费支持。可惜的是发改委的仪器费不知何故,最终未能落实。

尽管如此,北生所终于可以启航了。

2005年12月9日,北生所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式挂牌。

2006年,他们就开始在生命科学领域顶尖杂志Nature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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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摄于2004年2月2日,当年他获得2003年海克曼(Norman-Hackerman)化学奖

“兴”于选对当家人及建立起严于国际通行标准的运作体系

王晓东出国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留学到成为德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扎根美国二十多年。也没想到会取得那么大的成绩。1987年,他跟太太开车去华盛顿的时候,还在美国科学院的门口,和爱因斯坦雕塑照了个合影,觉得那个殿堂太辉煌了。根本没想到自己十几年后,竟然也可以登堂入室。2004年4月,在他荣获院士的演讲里,他讲了这个故事,赢得全场科学家的起立鼓掌。在美国人看来,王晓东的成功就是美国梦最好的诠释——无论你是谁,曾经多么卑微,但只要你有才华,肯努力,在美国你就有机会成功。

但他们不知道,王晓东心里,还始终记挂着生养他的中国,他很想将自己的梦想带回祖国,让有才华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在中国也能像自己当年一样,有机会成就辉煌,成就他们的中国梦。

王晓东那代留学生及其后的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较之前几代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留学生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大陆有高度认同感,对中国社会变迁和历史遭遇也有很深的认识和理解。大陆改革开放20年,发展很快,很多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深为自己没有参与这一时代洪流、贡献一份才智而遗憾。中国读书人骨子里大都有一点儒家情怀,修身齐家以后,就希冀治国平天下。他们在国外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了解人家的制度体系是怎么构建和运行的,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经验后,就总是惦记回来参与改良和建设,就像回游的三文鱼,经过大海大洋的洗礼,终究要回到生养之地。王晓东也不例外。

当上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后,凭借重要科学发现,背倚着深厚的学术脉系,王晓东似乎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在40岁就到北生所兼职并义务奉献好几年,加上北生所所取得的成绩,已让他任何时候足以对国家和民族无愧于心。但在2009年,他还是做了坚定的全职回国选择。

2009年7月,王晓东受聘独立担任北生所第二任所长。随后,他入选了当年的“千人计划”。当时有媒体报道称王晓东的入选“是千人计划迄今为止最大的收获”,为此,他受到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会见。

2010年10月,王晓东关闭了在美国的实验室,辞去优秀讲座教授和休斯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回到了中国。他太太在美国是风湿免疫科医生,为了成全他,也跟着辞职了,带着孩子全家一起回到北京,至此,他算是真正地全职回国了。从2003年4月受聘联合所长,到全职回国这7年,王晓东都是为了理想而干,没有拿过一分薪酬,在北京也没有买套自己的房子。此次回来,给他的年薪和2003年承诺的一样,还是100万元,是他在美国的一半;福利待遇跟美国比、跟体制内同行比,则基本什么都没有。王太太在美国的薪酬比他高,回国让他们的家庭收入降低很多,他们都没有在乎。后来王太太因为在京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又不想放弃专业,最终还是返回了美国,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王晓东要实现的那个理想,叫Empower Young People(为年轻人赋能)。

从介入北生所开始,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中国做出影响世界的科学?

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那句话:Empower Young People——这是他管理北生所十年矢志不渝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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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生所积极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互动,每年会邀请数十位国际顶尖科学家访问北生所,并与全所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图为2006年10月29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分子遗传学主任、教授,198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Micheal S. Brown博士访问北生所

做科学有一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总是不够——科学资源总是向有成就的人倾斜。等青年人终于走出来了,又过了最好的时期。鉴于此,王晓东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北生所要给青年人创造条件,提供自由,鼓励他们去做科学探索”。什么是自由?“让权力制度化,让才能不惧怕,便是自由的根本。只有从体制上保障年轻人的心灵自由,他们才会心无旁骛地去做科学探索”。为此,北生所一边通过全球公开招聘,选拔实验室主任,招聘过程一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条件、答辩、投票全公开;一边由王晓东倾力打造几个机制:

一、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的研究自主权,所长无权过问。既不搞国内盛行的跟风和拍脑袋的科研计划,也不预设具体的考核指标。无论刚来的年轻人,还是资深的研究员,每个人的实验室面积大小都是一样的。每个实验室在最初的五年评估期内,均可获得每年200万元的稳定经费支持,通过满5年的评估后,经费可达到每年300万元。

二、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做科研需要用到很多技术,但一个实验室无法做到根据不同的技术需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为此,北生所“成立了十几个技术平台,比如生物信息中心、蛋白质组中心、抗体制备中心等。这些平台的资源是共享的,这使得一个年轻人虽然刚刚独立,但他能动用的资源,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三、完善评估体系。北生所看重能力,“唯学术是瞻”,不唯学术背景、论文多少,只看影响力。所引进人才实行五年合同制,每五年做一次评估,邀请国际同行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后,进行评估:1.依据过去5年的工作,实验室主任在你们的研究所、大学能不能得到提升?2.这个人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们的科研产生影响?3.他5年所做的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对实验室的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个都要通过。通不过评估的,就得离开。

四、建立学术交流平台,邀请国内外学术带头人来所经常性的做讲座,对内建构起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氛围,把同事定位在学术同盟和伙伴关系上。

与此同时,王晓东还采用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所长去行政化,“我在所里什么权力也没有,除了到海外招聘人才、每周召集学术讨论,没我什么事儿,招聘我也仅仅只有一票,没有决定权”,王晓东经常为自己的“弱势”得意。不要让年轻人整天揣摩领导的脸色,要让年轻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心于科研——这是他的追求。

在王晓东这种理念下,北生所很快就建立起一整套符合国际规范的科研体系,想不“高大上”都难,因为不是能人、不是想当强人,都进不来,进来了也活不下去。5年后,即被国际专家评为亚洲排名前列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一些回国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博士、博士后,不仅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有的已成为本领域的知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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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辉实验室研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细胞的分子机制,为理解乙肝病毒感染及未来防治相关疾病打开了新的大门。

“衰”于特性消失后的体制性缺陷

由于制度设计上,北生所是体制外试验田,不是国家机关,也不必受体制弊端制约,招聘的又都是年轻人,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另类。

但,北生所的资金问题由始至终就没有理顺过。

北京市投资2.4亿承建了北生所后,由于主管问题没有落实,余下的1.6亿就没有再跟进;发改委则撤出了,承担的1个亿并没有真投;只有科技部的2亿如期交付。随后多年,都是科技部每年支付7000万元、北京市每年拨付3000万元。这笔钱开始还是很充裕的,他们从海外招聘回的高端人才,可拿到相当于他在海外收入的75%年薪,助理研究员、副研、正研每年的年薪,分别是税后30万元、40万元和50万元;研究生是每月2500元。这个条件在2004年,相较国内同行还是很高、很有冲击力的,能够让它招到顶尖人才。顶尖人才加上体制优势和先进理念,是北生所独领风骚的原因。

但谁也没有想到,北生所竟然会迅速中气不足。

影响北生所由盛转“衰”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首先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科技经费的高增长高投入,很多体制内研究所实际使用国家年度经费很快就超过了2亿、3亿、甚至4亿。然而北生所由于资金支持强度方面缺乏合理的增长机制,被远远抛在了后面。就数量来看,从最初的每年1亿,到2011年的1.2亿(科技部7000万元,北京市5000万元),再到现在的每年1.5亿(科技部1亿、北京市5000万元),十年来,北生所除去基建实际花了不到12亿,是不多的。而科研成果远不及北生所的很多体制内研究机构,则远超这个规模。因为“我们的体制,是可以保证经费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的”,王晓东对此非常自信。北生所之所以搭不上体制内“科技经费高额投放的列车”,既与它“体制外试验田”的定位有关,又与它“婆婆多”相关,理事会成员多的结果可能会都管,也可能都不管。因此,它的经费在原地踏步几年后的每次上调,几乎都赖高层领导的支持。

另外,从资金支持模式来说,很多人都知道,北生所的经费由国家全额支持,但大家并不完全知道,北生所的科研经费是要每年按照863或973项目基金的形式申请,每次都必须走项目报批、专家评审、结题审计资金使用是否符合项目规范的全流程。“从政府拨款的角度来讲,这个程序是对的,中央财政不能直接下拨资金给北京市下属的企业,同时,科技部也好,北京市科委也好,它们必须得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性与合理性”,王晓东说。“但从资金的使用上来说,作为改革试验田,研究所内部实行的是创新性的科研经费分配体系,对每个实验室稳定支持;外部却还要和老体制的科研经费评估、管理、审计系统接轨,按项目课题结算。而且研究所缺乏仪器专项经费,采购仪器不得不从科研经费和行政经费里走账。因此就出现了每年研究所总体的账目花销都很清楚,但按照项目经费的使用规范来审计,却总也通不过的尴尬局面。所说的资金没有理顺,主要指这里。”

其次,是人才流失问题。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后,一项旨在“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计划(简称千人计划),由中组部牵头具体实施。国家的人才战略的启动,在吸引回大批高水准海归回国的同时,客观上使人才成为国内各方争夺的稀缺资源。“千人计划”启动后,各省、市、各大专院校掀起各种招贤纳才、搭建各种科研平台的跟进计划。几年下来,各国家级研究机构、各高等院校,携体制内雄厚的资金优势、福利优势和高精尖海归人才,已迅速形成规模效应。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例,就有饶毅领导的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施一公领导的清华生命科学研究院,等等,都风生水起。而北生所则在这一波发端于体制内的改革浪潮下,不仅天然被屏蔽,还成了体制内变革的参照标杆——不是北生所的运作体制这一最有价值的核心部分成为了效仿标杆,而是薪酬待遇、招聘方式、稳定经费支持等易模仿的部分成为了参照标杆。比照的结果,自然是赶超。赶超的结果,自然是对北生所形成竞争和蚕食。举一个例子,按规定,北生所的研究员是不能在国内竞选职称的,通过了5年评审后,接下来的5年除了每年300万元的课题费,一无所有。而有的被挖走的研究员,对方甚至可以推举其参加国内的院士评审,单学术地位就这么大落差。至于其他提高薪酬、低价买房、孩子就学、医疗、退休待遇等等,更不需说了。王晓东认为,“科学家需要市场,科学家价值上去了是好事,能够保持社会有活力和创新;而一些人离开北生所也是好事,会对我们的理念起到一种传播”——那坏处是什么呢?“高手招不到了。很多人干了5年、通过了评审后,接下来几年正是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挖走了。这样一来,我们北生所实力就变弱了,呈现由高端领跑者滑向低端培育者的趋势。”“而被挖走的一些人,到了体制内的安逸环境下,随着竞争和压力的减弱,其创新能力减弱、专业提升速度变慢是难以避免的,这很可惜。”说到这里,王晓东很痛心。北生所第一批招回的9个人如今已走了7个,使得它在跟清华、北大、中科院等竞争上已经没有优势了。体制外的优势——试验田的特殊性重要性,加上高层重视、资金丰盈——彻底失去,同时又没有体制内的优势(福利保障),当初“婆婆”太多反而谁也不管的自由灵活优势,如今成了没有“婆婆”救援的“弃儿”劣势,想得到支持而不被落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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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实验室致力于病原细菌入侵宿主细胞的机制研究,并以此为切入点,揭示高等动物先天免疫系统的工作原理,为传染病防治和疫苗开发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个原因是体制内环境因素导致。2011年底,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在科学网上发了题为《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的文章,将北生所被边缘化的原因归结为“枪打出头鸟的文化习俗瞄准了整个研究所”,“有一种习惯势力,导致国家花了代价、而且成功的实验,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推广价值”。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中国学术资源从来都是由少数权威掌控,而中国的所谓学术权威,往往又不是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是关起门自己评的,是在十年“文革”人才断层和改革开放后大量优秀人才流失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很多院士在国际的学术专业领域内,毫无影响力,这种“老人政治”的最大威胁,就是王晓东他们这些少壮派实力派的新海归。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学术背景下,北生所这条鲇鱼被引进原生态的池子后,它在刺激和激活整个生态环境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它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原生态里原有生物的围剿和猎杀。北生所没有党组领导,所长没有行政权力,科研人员可以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单纯搞研发,5年后项目如果通不过国际同行审核还必须退出?这一切的一切,都为体制内难以接受,更遑论照搬复制?除此,大陆的学术评价体系也不完善,没有真正地把“在学科发展上做出的贡献”放在评价的核心地位,而是把简单的数文章数量、文章发表的杂志的影响因子等外行评价内行的方法作为主要评价方式。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大科学计划,更是在花了大钱后,根本没有任何客观可行的评价方式,成了大佬们的一种分钱的游戏。

最后一个原因,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特事特批特办”的决策支持没了。

综前所述,不难看出,北生所从它孕育的那天起,就得到了国家主要领导人、历任中组部部长的高度重视。李源潮任上,不仅两次亲往北生所调研,还两次会见王晓东,听取汇报。2012年11月底,赵乐际接任中组部部长,仅仅半年,2013年5月,他就到北生所调研。可见,中央对北生所、对王晓东是高度肯定和认可的。它之所以今日遭遇荆棘丛生,不能排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故。所谓特事特批特办,就有不循规矩自成方圆的意思,属于典型的中国特色,即各级领导在决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之所以不循它本该遵循的那些政策或法律法规,多半是因为那些条条框框或者没有顺应时代发展、没有及时补充或更改,或者是意图作为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又或者是为了服务于政务高效。譬如前述王晓东成为法人一事,再譬如北生所基础人员的解决问题。在中国做研究,研究生是主力。但国家并没有授予北生所招研究生的资格,为了解决人手问题,王晓东他们就找到某个领导人,经他批示,北生所得以和协和、北师大、清华、北大、北农大建立研究生共同培养机制;后来他们又得到了另一个领导人批示,又得以与北大、清华联合成立PTN项目,每年进入这个项目的研究生有80名,可在北大、清华、北生所三个地方自由选择,毕业时拿清华或北大毕业证——这些,都不是以常规方式处理的,但在中国学术大环境下,建设一个和国际接轨的体系又是必须的,因此,睿智的高层领导人就直接拍板了。

那么,以前非常规手段可以做到的事,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这是问题。

熟悉政府运作的人都知道,高层领导在大方向上做了决策后,具体落实主要靠中层领导的执行力。北生所的问题之所以到2010年前后开始暴露,据王晓东透露,和两个直接参与其组建和招兵买马的中层领导的去职不无关系。一个是中组部人才局副局长王广正,于2010年被调往青岛任副市长;一个是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于2012年下半年被调往科技部战略研究院任副院长。“北生所这个项目从成立、招聘到运转多年,始终是在他们手上具体执行,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部门正是推动北生所发展的原动力,他们比其他人更熟悉和了解情况,也非常敬业,经常主动到北生所探望,有问题及时上传下达”。显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哪些问题该找谁以及怎么办——而这些经验,恰恰是王晓东他们这些科学家的弱项。王晓东大学毕业就出国留学,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根本没在中共体制内历练过,对于如何在中国特色里穿行运作,并不在行。二王的去职,让北生所失去了一个问题上达的重要通道;北生所后来从863计划被拿出来,划到973计划后,面临的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尽管期间“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对北生所还是很关心很支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乎是有求必应”。可是,随着人事的变动,政府工作重点的变化,乃至中共执政越来越注重遵循规范的制度化运作,杜绝“拍脑袋”政风?等等,所有变化,都导致特事特批特办这种决策特色式微了。国家部委也好,北京市科委也好,北生所理事会成员中的各政府部门手中的资源、权力、对企业的管理方式都已不同于十年前了,原来与北生所建立的一些支持方式现在难以保持,未来也可以预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深化改革60条”的出台,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让市场主导改革等方略已如火如荼展开,特事特批特办这种行政决策方式将会在未来执政中加速退出。

因此,北生所今天的困局,也可以说是国家进步变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不是某一个部门、某几个领导的原因造成,而是一个原因组导致。要解决北生所的问题,必须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立足于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角度,重新为它定位和设计出路。

十字路口:北生所能否再做试验田?

北生所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吗?

北生所现在面临几条路:一是维持现状,国家继续每年1.5亿养着它,坚持活着,等待所里已有的重大成果的发酵,通过成果向社会有偿转换,实现自给自足;二是回归之路,将北生所划到体制内某一个机构,如挂靠到中科院,北京市下属单位,或者清华、北大等高校生命研究院,赶上体制内支持的快车;三是新生之路,赋予其新的使命,再次让它作为体制外的试验田出发。

第一条路无疑需要时间并带有不确定性;至于后两条路哪条可行,须先回溯当年最高领导层要办它的初衷是什么。它的目的是否已达到?它积累的经验是否已推广?以及它在未来科技兴国和科技改革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

北生所十年最大的价值是,于体制外建立起了一套与国际科研体系接轨的运行体制,并获得了丰硕成果,受到海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褒奖,培养了一批年轻科学家。它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即便在体制改革的大环境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在体制外另起炉灶,建立“做更好的科学”机制不仅可行,而且花钱少、效率高、出人才。在大陆,这种特区风格的试验田基本都是肩负着阶段性的改革使命。北生所在第一个十年,已被证实从科学家待遇、招聘方式、稳定经费支持等方面,撬动了整个科研体制的改革,带动了北大生命科学院、清华生命科学研究院等高校的跟进,基本完成了它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但如果就此便让它走上回归之路,并入体制内——即使清华、北大那样的科研创新单位,体制内的基本框架和特色也还是在的——北生所的独特性将彻底失去,所谓改革探索也必告一段落。几代领导人的创办初衷、国家多年的投资、北生所多年的办所经验,都将毁于浅尝辙止。

对北大、清华等生命科学院的跟进改革,也将造成势单力孤的削弱,而不是突围时的呼应。

其实,北生所这块试验田至今不失两个重大意义。中央正视这一点,就可为它找到新生之路。

一个是在全国推广它的体制、复制它的以人为本,为年轻科学家赋能的文化,只有让体制外这种“短平快”模式遍地开花、四处结果,才能有效推动整个科技体制的改革,激活科技创新的整个生态。也只有整个生态环境改变了,中国才可能摆脱引进和抄袭之路,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其实这一点政府也不是不知道,据饶毅文章透露,早前“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就“曾在北生所蹲点总结经验,希望推广其体制,使全国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优秀的年轻科技人员,能和NIBS的研究员一样,在适当的支持下、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推动成功或搁置了。现在看,这仍不失为一种英明的决策。以突破乙肝研究的发现者李文辉研究员为例,自2007年他到北生所以来,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若把他放到国内科学界,让“唯SCI论”、“跑项目”拖住他,可能他就很难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恰恰是北生所独特的机制,成就了这位年轻科学家,也证明了自己。在去年国际乙肝大会中,大会主席在总结发言中,特别提出李文辉的工作为领域里过去40年中的重大突破,并祝贺中国为这项工作的发生地。联合国卫生组织(WHO)特邀李文辉为乙肝免疫逃逸评估委员会成员。但在今年中国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家(杰青)的评审中,李文辉第一轮就被淘汰。他如在体制内,境遇可想而知。

另一个意义,就是王晓东设计的北生所第二步跨越——捕获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在做出突破性的基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做实现成果向社会转化的试验田。王晓东认为,硅谷之所以源源不断地产出,和背后斯坦福、伯克利的专家群体源源不断提供技术支持紧密关联。“既然北生所定位试验田,那么,我们能否凭借这么多年的积淀,在国际上做出有很大影响力的突破性发现以造福人类?能否实现部分成果转化?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北生所早就在办公楼后面,规划好了再建一个大楼,做多几个实验室,专事成果转化。“目前看,最有戏的是乙肝研究的突破”,乙肝是国际性的长期难题,自从乙肝抗原发现以后,国际上40年没有突破。“而我们的发现已经导致治疗办法从方向上做出了根本改变,如果我们再深入下去,可能就会取得实质性进展。”一说起乙肝研究的突破性发现,王晓东就自豪满满,“这是真正让我心里热的东西,只有不断涌现科学新发现,才会让中国本土科学家夯实获得诺贝尔奖那样的科学贡献的基础”。王晓东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现成的减肥产品,正在等着转化。其他几个成果也在陆续出。”全世界乙肝患者3.5亿,中国占1.4亿,北生所即使每年获得3亿经费,10年不过30亿,以此换取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乙肝根治,算不算一笔划算的买卖?王晓东笑了:“你不能算命,说10年还是20年一定怎样”,继而,他又说,“但我有信心,10年之内,我们可以做得出。”

北生所实质上是中共几代领导人共同的一个科技改革梦,经过政府多方助力,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度成为国家发展高科技战略、科研创新的旗帜,代表的是一个“原汁原味中国研发”的方向。然而,这个梦并没有完全实现,仅仅开了一个好头,要彻底实现这个梦想,国家还要给北生所一个助力,即再给北生所做一件特事特批特办的事情——给它固定一个“婆婆”,让它企业化或者固定化,同时,保证它的体制依然是独立的、创新的,和国际体制接轨的,至少是国家科技部这样的大码头,让它停靠、加水、加油。让北生所继续当试验田,向台湾“中研院”的路子探索,一部分搞研发,一部分搞成果转化。等到自食其力的机会成熟了,再分离出来。并且,这样的试验田可以分学科多搞几个,都放到科技部下作为一个个单独运转的实验项目,让体制外始终活跃几条大鲇鱼,既独立作战,又刺激科技界变革,促其提高创新活力。

未来世界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几个方向为代表的,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如果不能迎头赶上创新的浪潮,将影响后面的国运。今日中国产业升级之所以难,不就是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始终输给西方发达国家么?如今,中国因应了时代潮流,并入了国际竞争的快车轨道,也看到了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对高精尖人才的国际争夺。因此,对杰出的海外华人,中国仅仅推出“千人计划”去竭力争取是不够的,更要注意人才引进后的高效使用,尤其对于王晓东这样的世界一流科学家而言。要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真正的“大牛”在外面都走得很好,他们可以不回来或者像杨振宁那样,老了才回来。而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把一只脚甚至两只脚迈回家,而不是迈到邻居家的选择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不一定就比当年钱学森回国小,甚至可能更大、更深远,因为他们是一批批的,是团体性的。例如生命科学领域,王晓东、蒲慕明、饶毅、施一公、邓兴旺、谢晓亮、吴虹等“大牛”的回国,直接把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水平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有的学科甚至达到了引领的位置。对他们这些人,与其用“情”来打动、用“德”来约束,不如用“理”来沟通、用“规则”来合作,给他们提供舞台,让他们带团队,不受干扰地在中国做最好的科研。总之,既然回来了,就不要浪费,更不要轻易让他们流出去。

当北生所站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王晓东也站在了他的人生十字路口。

到今年7月份,王晓东的第二任所长任期就到了,家人又都在美国,如果北生所长期看不到转机,是否离开就将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回国多年,王晓东一直没有脱离科研第一线。2014年4月22日,《Molecular Cell》杂志封面文章,详解了北生所王晓东实验室发现细胞程序性坏死的分子机制。5月7日,王晓东入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外籍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旨在推动欧洲及世界的生命科学发展,共有近1600名欧洲及外籍成员,其中50多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曾经,不止一次,我跟王晓东探讨过他为什么回国这个问题。既然他的研究成果离诺奖已然那么近了,不回来或者像杨振宁先生那样,晚点回来,对他不是更好吗?

王晓东说,他之所以回国,是因为他属于改革开放后国家最早送出去的一批留学生,他又是建国后大陆出去的留学生里最早拿到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人,“当你走到了某个学术领域的前端、甚至成为带头人的时候,你的行动就具有了某种风向标的示范性。中国的科技还那么落后,非常需要我们这些海外留学生的经验,尤其是在我们年富力强、有创造力的时候,回来帮助完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非常关键。这个时候,你回不回去是有标杆意义的,是实现自己,还是在成就自己的时候也能兼顾回报生养你的故土?这是不需要纠结的问题。”

10年北生所,王晓东不仅被证明具有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实力,还被证明具有科学领导者的一流眼光和杰出领导力。如果王晓东回国是风向标,那么,做得成功的北生所若以失败告终,迫使他不得不伤心离开,则依然是风向标——而且是不好的风向标,不仅对他个人的10年付出是否定,对北生所一批年轻科学家辛勤付出是否定,对锐意改革、参与改革的领导者们也是一种否定,将障碍很多国际一流学者的回国路。即使不影响他们回来,国家也要给他们开出更好的条件,而10年后,他们还是会遇到王晓东现在遇到的同样问题。

所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才是关键。

早在2013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指出,“当今世界,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我们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优先支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科技领域”。2014年6月9日,习近平率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等政治局委员出席中科院院士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北生所的优势,恰好是研发体制无障碍,自主创新能力最强、最能激发科学家潜能,做出最好的科学,让它的经验全国推广,遍地开花;让北生所乘势再起航,继续做中国科技改革试验田,做原创性、创造力的引领者,探索成果转化新模式,以体制外的活力去冲击体制内的壁垒,激发和释放海内外科学家的活力,中国科技辉煌梦将指日可待。(文章转自:凤凰周刊)